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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

　　为扎实推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以下简称《六个“为什么”》）。《六个“为什么”》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透彻的说理，全面准确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六个重大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读物。

　　各级党委中心组要在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好《六个“为什么”》的学习。各级党委宣传部要结合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好《六个“为什么”》的学习宣传。各级党委讲师团要围绕《六个“为什么”》的内容，组织好对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宣讲。各高校要把《六个“为什么”》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辅助材料，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中共中央宣传部

　　2009年5月30日

　　本报北京5月31日电  （记者郑剑、彭国华）中央宣传部31日在京举行《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出版座谈会，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四个一批”理论人才、首都理论界人士、在京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就《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的出版畅谈了学习体会。

　　大家认为，《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通篇贯穿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立场鲜明，观点准确，既清楚地讲明了“必须坚持什么”，又清楚地讲明了“不能搞什么”，澄清了模糊认识。全书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分析问题，用真理的力量说服人，用客观的事实教育人，针对性和说服力都很强。全书广泛运用最新素材和群众身边鲜活事例来说明深刻道理，通过引证名人警句、权威观点，古今中外的生动案例，对重大问题的阐述见事见人，具有较强的理论感染力。全书语言生动活泼，文风清新，可读性强。该书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会议强调，要通过回答好六个“为什么”，进一步推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增强干部群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国民教育之中，贯穿到精神文明建设之中，贯穿到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进一步推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更好地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活动中，进一步深化对六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引导人们深入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主旋律。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上一些人断言“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国内也有一些人产生了“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困惑。面对种种蛊惑和疑虑，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近2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温这些论断时，由衷感到是多么正确！历经时代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不仅不倒，而且更加光彩夺目！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旗帜，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最根本的力量，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历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甚至一些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思想丰碑。一位法国学者说，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也就没有将来；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近年来世界上兴起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在全球“千年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等评选活动中，马克思以高票位居榜首；2008年，当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在欧洲销量成倍增长……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不谋求任何私利、不抱有任何偏见，是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恩格斯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种种同情、关注人民群众的思潮和学说，但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位德国作家在谈到19世纪以来的历史巨变时说，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马克思，当今世界5/6的人口将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状态之中。正因为马克思主义鲜明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一经产生，就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还在于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的学说，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曾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邓小平同志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发展的，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进步而不断丰富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始终反映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始终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已经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中国人民正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长期奋斗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近代以来，为拯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尝试过、寻觅过西方的各种思想武器。西方的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等，都在我国先后出现过甚至流行过，又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因为它们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科学的宇宙观，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引领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指导作用。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坚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这种坚持是“必须”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坚定不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回答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而不能搞多元化。实际上，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和社会，不管社会形态多么不同，不管社会思想多么复杂，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说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一元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者都努力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其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确立儒家正统思想的独尊地位。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多数时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在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基督教思想处于统治地位，教会信条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任何“异端邪说”都受到排斥甚至制裁。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标榜“思想自由”，但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各种思想主张五花八门，甚至允许批评资本主义乃至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任何主张改变私有制、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都会受到攻击和限制，更不允许其占主导地位，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在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都是由其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指导思想一元化，正是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同时，指导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部分，它既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又对维护上层建筑起着关键作用。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完善，需要指导思想或者主导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指导、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它必然要集中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思想。

　　有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是不是指导思想可以搞多元化呢？毫无疑问，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利益主体的存在，肯定会出现多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但是，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并不等于指导思想就要多元化。事实上，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大多数时候经济成分都是多样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在相当长时期中有封建地主经济与它并存。即使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同时存在小作坊、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个人土地所有者，公营性的“国有企业”，外国公司，特别是股份制的出现，使所有制形式更是复杂化多样化。然而，尽管所有制形式多种多样，但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并没有变，始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同样，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成分多样化，但并没有改变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地位，没有也不能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就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有人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是不是就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呢？要看到，利益关系多样化也是很多国家、很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可以说是利益很多的国家，资产阶级、农场主阶级、工人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这些阶级又分为大、中、小不同的阶层；此外，还存在大量的诸如管理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社会阶层。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尽管利益多样，不同利益之间及其内部都有激烈的斗争、冲突、较量，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不会容许不符合其利益的思想占主导。在我国，虽然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各阶层、各群体的具体利益有所不同，但无论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如何多样，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只有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或主张，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这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还有人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指导思想是不是可以搞多元化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指现实社会中各种思想存在的状态，一个是指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什么。社会思想的多样，并不等于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就要多元。恰好相反，正是因为它占支配地位，必然要求通过一元去引领多样。其次，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并不排斥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序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有利于促进思想的解放，激发起社会的活力，推动理论、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但是，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必须以有序化为前提。杂乱的、无序的多样化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统一的价值导向，或者这种导向很苍白乏力，社会运转就会或者陷入混乱，或者陷入停滞，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讲，就是既要允许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化。概括地说，就是多样并存、一元指导。

　　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与各个历史时代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思想武器,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它来自于实践，同时是为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一元的。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可以不同，但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当今世界的理论虽然有许多种，但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实际，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科学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然把谬误同真理混为一谈，其结果，绝不是为当代中国发展寻找什么新的理论支持，而是否定、消解真理的指导作用。这种思潮的泛滥，必然动摇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进而动摇我们的整个事业。

　　有人担心，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会不会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会不会影响学术和艺术上的自由争鸣，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有益文化成果呢？我们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首先，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妨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实际上，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说要简单照搬它的现成结论，用它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用它裁剪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而是强调要善于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既是近现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伟大成果，也是引领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正确向导。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才获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形成了新的科学方法、思维方式、学术范式和学科体系。即使在西方，一些著名学派，也不讳言自己的学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有五项功能：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可以说，无论哪项功能，要想发挥得好，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别的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不断打开广阔视野，注入新的活力，开拓新的境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需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坚持正确方向的重要前提。

　　其次，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我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所说的“指导思想”，是指各种学术学派、艺术流派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我们所说的“百家”、“百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允许有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只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避免思想停滞、观念僵化、声音单调，增强社会主义学术和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使各种流派和学派更好地把握正确的方向，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动局面，促进各种学术学派和艺术流派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其三，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我们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既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勇于和善于汲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地汲取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内核、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精华，才得以创立；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汲取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和中国传统思想精华，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使它既能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又能扎根实践、坚持根本。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不会阻碍对其他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而且只会有利于我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包容的胸怀，去学习、去吸收、去借鉴。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才能坚持得住，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才能发展得好。

　　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具体论断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看起来好像很“坚持”，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另一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拘泥于具体词句，而是要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并把它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一种态度不仅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只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甚至误党误国；而第二种态度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相反，一些曾经执政的共产党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深刻教训。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中，这些国家共产党内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理论创新滞后，提出的某些“新观点”，往往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囿于成见和教条没有新突破，党的理论不能对实践提供新指导，对党员和群众越来越缺少吸引力；后来一些领导人又迷信西方理论，在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面前放弃阵地，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搞乱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结果导致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些教训说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行，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指导实践也不行。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风云变幻之时，邓小平同志曾说：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要动摇。当时，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方面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推进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我们之所以能够处变不惊，稳定大局，凝聚和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靠的就是科学理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强大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体系，包含一系列独创性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指导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近些年来，一些人不顾我国国情，不顾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无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历史结论，鼓吹要搞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声称西方所说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我国的发展要以它们为准则。这些观点和社会思潮的实质，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取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看到，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都不会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如果引进和盲从它们，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中得到警示：西方一些人在拉美、非洲等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给那里带来福音，而且它推行到哪里就把风险和灾难带到哪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把灾难带给了全世界；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搞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出现繁荣，反而导致了亡党亡国的结局；西方把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化为所谓“普世价值”，使许多人上当，并成为策动一些国家“颜色革命”和一些地区动乱的思想武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实现自己战略图谋的工具。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的危害性，决不能让它们干扰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事业。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我们国家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面对深刻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面对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多元多变的新情况，我们只有坚持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始终保持团结稳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打牢马克思主义主心骨，是我们团结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朴实的道理，是人民群众所需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论。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深奥，不容易理解和把握。这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工作，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绝不仅仅是改变语言表达方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理论指导作用的问题。列宁曾经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本《大众哲学》，让许多进步青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编写系列通俗理论读物，为人们释疑解惑，加深了干部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会和认同，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人心，使科学真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历史和现实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和稳定器。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社会就会失去共同的思想基础，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凝聚全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之所以能形成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精神动力。当代中国，实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任重道远，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引领作用须臾不可或缺。要通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好坚持和实践，也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实践。要通过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认识，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的认识，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进一步深化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不断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坚定性。

　　回望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带来富强的希望，给涌动改革春潮的中国注入强大活力。面向21世纪，我们必将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昭示，人民的选择，实践的呼唤，是我们永远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今年，新中国将迎来她的60华诞。60年前，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多少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人们为新中国而欢呼，为必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而祝福！6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辛的起步，也经历了成功和曲折，更是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年代，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了人间奇迹，用铁一样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仍然不时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对于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让历史来作出回答。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曾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打败和侵入中国，中国内部又发生了历时14年最终归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才使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先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推动洋务运动，企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破灭。后来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维新变法，冀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通过推动自上而下的改良，以实行资本主义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结果只维持一百来天，就遭到保守派的残酷镇压而彻底失败。然后又是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冀求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最终的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历史表明，无论是旧式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自强，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这些努力都不能成功呢？这要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哪种理论能够对这两个历史课题作出正确回答，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哪条道路能够引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掌握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历史进步，一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确实走向了富强。可是，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总是行不通？为什么不能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去完成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为什么中国人民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要从中国社会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从历史发展看，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至少有这样三点原因：

　　一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未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所具有的软弱性、动摇性，决定了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来寻求生存和发展。中国没能发展成独立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并没有因国民党的执政而改变。国民党取得政权后，既没有兑现它所许诺的“平均地权”，也没实现它所声称的“发展民族工商业”，倒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具有封建性的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聚敛了大量财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对国民党政权的完全失望，使中国的普通民众和知识界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民主党派纷纷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中国、开辟新道路的政治、经济主张。甚至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也不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赞同，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

　　二是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新特点促使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要完成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实现自己的发展，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必须同时代进步潮流相适应。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保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决定了中国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信仰恐慌，使得资本主义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蒸蒸日上，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华经济掠夺，日本更是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社会主义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选择和新的社会样板。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把苏联的成功归因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因此，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许多先进分子的共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三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首要的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特性来看，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最大力量，但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分散性和某些落后性；民族资产阶级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但由于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能力；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天然领导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其他哪个政治力量能够提出正确的纲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解决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必然要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正如毛泽东同志说：在这两个阶段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由哪一个政党、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而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共同作出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者只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尽管历史上中国没有经历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仍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已经有了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尽管这不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因为有了资本主义，也就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谓“补课”的说法，不仅不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而且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趋势，包括共产党的领导和没收官僚资本，使得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包含了很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因而不可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必然要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一位西方记者曾武断地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态和高涨的创造热情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建设，迅速将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蒸蒸日上、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仅“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国，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给中国带来这样的发展，能够改变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国家更快发展起来，却是一个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邓小平同志讲：“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为了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时起，我们党就进行了艰辛地探索。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八大文献等重要文件，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的新课题，人们对如何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失误和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党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指明了新时期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和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探索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0多年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给我国带来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我国人民冲破了长期禁锢的思想障碍和陈旧观念，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激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国家彻底改变了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状况，转变成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初步走向繁荣、富裕、强大的国家，展现了崭新的形象，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一步实现了从领导革命的党到领导建设和改革的党的历史转变，党的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民主，党的执政能力更加增强、提高，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巩固，党的胸襟和眼光更加开阔、深邃，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和发展着自身先进性的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获得了自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3%的增速，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科学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治建设不断加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4007万，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正在逐步解决。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航空航天等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神州大地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创造活力，大大积聚和释放了全社会的发展能量。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各方面的制度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我们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严重政治风波以及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考验，战胜了来自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展示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力量。特别是2008年，我们成功战胜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成功平息达赖和西方敌对势力制造的分裂破坏活动，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实力和凝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一位美国学者说：“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改变了世界。”一些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探索“中国成功之谜”非常有意义。特别是2008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系列惊人表现，使许多外国政治家、学者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它“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断扩散蔓延，中国以其“独有的竞争力、高效率和适应性”吸引着世人目光，许多人从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深入研究中国经验成为当今世界新的热点。

　　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近年来一些人议论的话题。有人说，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正统，搞民主社会主义才可以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的时候又叫社会民主主义。它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思潮，是20世纪50年代后才有了广泛的影响，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最初，它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出现的。后来，受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者。二战以后，它逐渐融入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成资本主义多党政治的一个政治派别，或是成为资产阶级执政党，或是成为“建设性反对党”，成为资本主义的共生者。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也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但它把社会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实质上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这是很有道理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西方国家中的左翼力量，历史上同马克思主义有过某种联系，受到过一些影响，但它绝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正统”。

　　民主社会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在世界观上是多元论和实用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和来源是多样性的，把基督教学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学与启蒙思想、黑格尔哲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都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淡化马克思主义色彩，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从纲领中排除。

　　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主张资本主义多党制。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不能发挥历史动力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要由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来领导。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参加者。认为党应当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不是一个阶级的党，而是“全民党”。

　　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终极目标，不追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曾长期执政，从没有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只要涉及改变私有制这个要害，态度就非常暧昧，不敢越雷池一步。从实践来看，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以私有经济为绝对主体。如北欧一些国家，私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达90%左右,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和金融部门基本都是私人所有。

　　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更是根本不同的，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完全背离的。对此，我们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是否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

　　比如，有人说，民主社会主义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很成功，因此中国也可以试验。应当说，民主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推行这种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减少了贫富对立，改善了人民生活，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某种作用。但必须看到，这些政策总体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内部调整，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以后，西方各国为摆脱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采取的改良措施；这些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不过是调节国民收入的一种形式，属于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说到底只是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痼疾。民主社会主义推行的模式，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过分强调社会福利的保障作用，目前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林德贝克批评说：这种经济患上了“动脉硬化症”，“对劳动缺乏刺激作用”，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放慢或停滞。比如,由于特殊的福利政策,一些人宁愿领失业救济金过日子也不去工作,形成了一个寄生于该制度的阶层；由于赋税重,一些重要企业越来越不愿在这些国家扩大投资规模,使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可以说，这种模式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因此，即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搞这样的政策。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关系大多数人民的福祉，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的任何政策不能脱离这个国情。如果在中国搞那种模式，势必大大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会坐失发展良机，扰乱发展战略，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导致政治的动荡和国家的瓦解。

　　又比如，有人说，北欧国家是通过改良的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学，也搞多党制、议会制。首先必须指出，正如前面论述所谈到的，北欧国家并没有“长入”社会主义，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吸收社会主义因素有所改良。另外，北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是与北欧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分不开的，如历史上受战争破坏较少，地处欧洲边缘、国小人少，资源相对丰富以及平民思想传播较为广泛，等等。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使北欧国家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复制的。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更是决定了不可能走北欧式的道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根本就没有搞改良主义、走议会道路的社会条件，只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今天，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了国家的振兴发展，绝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同时，从现实条件看，中国的历史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搞北欧的模式。

　　还比如，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作为重要任务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有某些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等。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发展道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即使我们提出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等政策，目的也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其着眼点是最广大人民，其实现途径是共同富裕。这些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中国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不可否认，这股思潮仍然存在。特别是当我们的发展面临困难时，总有一些人怀疑社会主义，迷信西方资本主义。因此，搞清楚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非常重要。

　　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首先是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目标告诉我们不能走。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广大、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发生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痛苦和流血的代价。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人民不会容许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因为我们不可能靠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靠“圈地运动”等剥夺农民的方式、靠“泰罗制”等血汗工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靠贩卖黑奴、靠对亚非拉国家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掠夺完成的。前不久，法国佳士得拍卖行不顾中国人民的抗议，坚持公开拍卖从圆明园抢去的兽首，又一次让中国人民回想起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今天，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能以赤裸裸的方式大搞殖民掠夺，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然存在，国际“游戏规则”仍然主要是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总体上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权性质、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发展条件决定了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而只能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靠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靠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建设速度来发展；靠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和互利共赢战略，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互利互惠，取长补短来发展。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是最有利于我国的发展方式，才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不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从一个战乱丛生、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民族团结和睦、除台湾外已实现了统一的国家，从一个丧权辱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国际地位蒸蒸日上的国家；从一个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国家，变成一个大步迈向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国家，从一个愚昧落后、文盲充斥、劳动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社会进步、文化昌明、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可以说，今天中国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民主的进步、社会的和谐，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放弃或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只会使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整体利益从根本上受到侵害，造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历史的大倒退。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导致的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社会倒退的悲剧就是对我们的警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决不能搞资本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矢志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继续前进。

　　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探索，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向着光明的未来努力奋进。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郑重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刻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列宁曾经把社会主义形象地比喻成一座未经勘探、人迹未至的高山，意思是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需要我们作长期艰苦的奋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国家的总体实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仍将肩负一系列世所罕见的艰巨任务，仍将面临一系列世所罕见的矛盾和问题，仍将面对一系列世所罕见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必须保持长期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状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党的基本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南，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纲，基本纲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集中体现，而基本经验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四个基本”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根本要求、政治基石和活力源泉，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和总体战略，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决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崇高使命。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世界上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仍将长期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快速扩散和蔓延，我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继续接受考验。我们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毫不动摇地沿着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树立起一座雄伟壮丽的丰碑。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绘就恢弘壮美的历史画卷，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09年3月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949名人大代表，步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13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至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在风雨中走过了55个春秋。55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推进民主法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告诉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切实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我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它的根本性表现在哪里？董必武同志在1951年的一段重要讲话，比较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国家有很多制度，如婚姻制度、税收制度、司法制度、军制、学制等等，但这些制度只是政治生活的一面，只有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因此，它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一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其他各种具体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并且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授予的，都必须按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和法律办事。二是，这一制度是我国各种国家制度的源泉，国家的其他制度，如婚姻家庭制度、民事商事制度、国家机构的制度、刑事制度、诉讼制度等，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创制出来，都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统领和制约。正因为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中具有根本性地位。

　　世界上有那么多类型的政体，为什么我们要确立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体呢？这是因为，它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形式。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体决定了，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13亿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种形式就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代表，人大代表了解和收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这些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使之上升为法律和法令，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使这些法律和法令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这种制度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每当这个制度健康运行发展，人民民主就发挥得比较充分，决策就比较正确，我们的事业就能得到顺利发展；反之，这个制度遭到破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会受到损害，国家和社会就陷入混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牢牢坚持和不断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近年来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也有相当一些人不了解这一制度。比如，有人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不能广泛地代表人民？它有什么优越性？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这一制度？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

　　广泛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所在。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意义上，确保了我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普遍性和代表的广泛性。比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括了统一战线各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工农业劳动模范，武装部队的英雄人物，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工商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包括了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年龄从18岁到90岁以上的都有。在旧时代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这次会议中有147名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更充分的落实。据近20年来历次县、乡直接选举的统计，我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97％以上，参选率在90％左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2987名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411名，归国华侨代表35名，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36名，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12名，台湾省代表13名。正是这种代表的广泛性，使得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各方面的群众都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方式，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目前，我国有近290万各级人大代表，他们都是兼职的、是人民中的一员，工作和生活在亿万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坚持以人为本、为民立法，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重要立法的法案都向社会全文发布，广泛征求吸收各界意见，“开门立法”已步入常态化。如2006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后，短短1个月就收到19万条意见；2008年《食品安全法（草案）》发布后，人们通过网络、报刊、来信等不同方式提出11327件意见；对《社会保险法（草案）》，各界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高达70501件。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切实体现人民的意志，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有利于维护人民的权益，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那么，同西方议会制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什么特点和重要优势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根据我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两院”不是相互掣肘，不是相互拆台，不是唱对台戏，而是合理分工、协调一致地工作。人民代表大会中也没有西方议会中各议会党团的明争暗斗，而是充分发扬民主，在充分协商、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正如邓小平同志精辟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从实践来看，我国人大制度也对保障政府工作的迅速协同高效提供了强大制度保证。无论是战胜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还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或者沉着应对当前仍在困扰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所表现出的快速决策与高效执行的能力，都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美国《纽约时报》把中国抗震救灾与2005年美国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的救灾做过比较，认为中国政府处理自然灾害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和政府的能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实现我们的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20世纪6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改革开放以后确立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55年间，我国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纲领、目标、政策、措施，都是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上升为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法令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去实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动员、组织人民方面所显示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制度强大优势的生动体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充分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人民手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坚持和不断巩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各民族选出的代表组成，法律上保证每个民族都有代表参与国家政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护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践证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有利于各民族的大团结和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会有人拿它同西方的“三权分立”作比较。有人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因而，极力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搞“三权分立”。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呢？ 

　　认清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掌握，相互独立、互相制衡。最初的“三权分立”是阶级分权，有削弱王权、反对封建的意义。资产阶级统治稳固以后，“三权分立”演化为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之间的分权。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他们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在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利益不同的，因而也就没有“三权分立”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最佳政体。这种说法对吗？

　　从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的实际来看，由于三权分立带来的权力中心之间的互相掣肘和拆台，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各行其是。在这种“民主”形式下，一些简单的事情常常被复杂化。相反，一些重大问题，却因为政客们为维护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互不相让而一再拖延、议而不决。1995年，美国国会和总统克林顿因财政预算的意见分歧僵持不下，互不让步。国会执意不通过预算案而另提一个预算案，总统不妥协而宣布联邦政府关门。近20年来，由于国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美国政府曾六次面临关门的尴尬境地。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认为，权力分立论不符合积极增进效率的原理，它是以对国家权力及其行使人持怀疑的、不信任的、猜疑的态度为出发点的。这无疑是“三权分立”制度的硬伤。

　　有人提出，“三权分立”是现代社会最“民主”的政体。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三权分立”这种模式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曾经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三权分立”就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内部的“民主”。事实上，西方国家设置三个机关来扮演互相制衡的不同角色，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避免某一个利益独揽权力，保证了统治内部的“民主”。但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参与制衡的每一方都是某一利益的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甚至不是多数人的代表，不能保证权力行使的广泛代表性。实际上，“三权分立”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内部的利益制衡和权力分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精巧设计，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 

　　还有人提出，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这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比如，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中，政治游说是相伴而生的产物,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这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腐败行为。据称，美国有游说公司2.5万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3.5万人。这些说客,或是游走于国会,或是出入于政府部门,穿梭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各个利益充当纵横捭阖的说客。前几年，美国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得到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游说美国国会山，所投入公关费用就达5100万美元，而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达千亿美元以上。这些已被揭露出来的内幕，只是西方国家权力腐败的冰山一角。而且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权力分配形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共同体，很容易成为制度性腐败的共同体。最明显的，就是媒体对这些腐败行为的披露有一个看不见的边界，一旦这种披露涉及制度本身，有可能伤及政体乃至国体时，“分立”的权力就会发挥一致作用，各种报道便会戛然而止。

　　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是所谓的“国际惯例”，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国也应实行。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当今世界并没有所谓“普世”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的政治制度模式都是依据各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而确立的。即使西方主要国家，虽然理论上都搞“三权分立”，但具体形式却并不相同。比如，在美国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并立，总统掌握最高行政权，可以说是相对较为典型的“三权分立”。但英国却是议会制，实行“议会至上”，立法权与行政权并不是分立的，甚至直到2005年之前，司法权也是不分立的。法国则属于半议会制半总统制，行政权占主导。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加拿大、日本等国也未实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事实表明，所谓“普世”的“三权分立”根本不存在。

　　应该看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虽然都是政权组织形式，但作为国家政体，这两种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一是，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有着本质区别。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议会党团，也不以界别开展活动。无论是代表大会，还是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都不按党派分配席位。人大代表肩负的都是人民的重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是，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的国家机关间关系有着本质区别。我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各国家机关分工不同、职责不同，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三是，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有着本质区别。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

　　必须指出，在中国搞“三权分立”，既无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无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如果不顾我国的国情，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动摇我国政治稳定的根基，导致民主倒退、社会大乱、人民遭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这一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我们要珍视长期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宝贵经验，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紧密结合新的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

　　怎样才能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呢？

　　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决定的，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政治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从党的执政目的和内涵来看，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极为重要，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则所在，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政治制度攻击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充分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一点，决不能动摇。

　　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更好地代表人民意愿，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坚持走群众路线，更好地发挥人大在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认真督促有关方面及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必须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人大工作。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大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大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关系到国家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断增强人大工作的实效性，开创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必须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必须遵循的原则。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依照法定程序，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人大依法履行职责，无论是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大问题的决定权，还是行使人事任免权，都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保证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做到充分审议、集思广益，在基本达到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使人大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更好地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更具有权威性。

　　在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史上，任何一种制度的发展完善都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55年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当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相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的趋势相比，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实际，不断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制度建设，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

　　中国有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非常形象地说明，做任何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近年来，一些人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认为只有西方多党制才是民主的，提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搞清楚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不能搞西方多党制，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政党制度是怎么形成的。

　　在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没有搞过多党政治。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几年间就出现了300多个政党政团。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多党制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到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从曹锟5000大洋1票贿选到黎元洪参加9个政党、伍廷芳在11个政党挂名，各党派斗争，或借助武力相威胁，或借助金钱相利诱，一时间乱象丛生、闹剧连连。梁启超批评道：“乃各杂以私见，异派因相倾陷破坏，而同派之中，亦往往互相忌刻，势若水火……此种现象实非好兆，亡国之根，即在此耳。”这种混乱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反而由于各党派的争夺倾轧，引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共两党曾进行过两次合作，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曾多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要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呼吁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但是蒋介石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残酷屠杀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使中国最终没有走上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道路。1948年，在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11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各民主党派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政党制度安排，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这是因为，它既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而是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这个特色，首先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前提。60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多党合作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使各民主党派在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中不断取得历史性的进步，才能同心协力地把共同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坚持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

　　这个特色，还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不是搞一党制。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作用的加强。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搞一党制。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阶层各党派团结抗日，探索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包含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雏形。1949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时，我们党就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后来又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新中国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光靠一个党派，需要多党派齐心努力，共建大厦。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协作的基本方针。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以后历次宪法修正案都予以重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了60年。60年来，这一制度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一政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那么，我国政党制度好在哪里呢？

　　这一制度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汇集了各民主党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1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主渠道，能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实现。一些人从西方民主模式出发，认为只有竞选、一人一票才是民主的。这实际上是将民主形式单一化、绝对化。他们没有看到，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通过充分协商，既使各方面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又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意志更加统一，行动也更加统一，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效果也非常好。

　　这一制度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设计，有利于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合作中形成了充分信任、相互协商的传统和机制。大家所熟知的延安时期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得到中共采纳，就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主人士意见的典范。这种重视民主人士意见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得到了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体现。近年来，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都要认真听取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共商国是。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6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30多次，其中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就有74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抗击非典、完善宏观调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重大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常令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扼腕叹息。昔日的“散”同今日的“合”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其中就有我国政党制度发挥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吸取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和合的长处，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团结协作、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和独特优势。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政党攻讦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有利于维护政治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互相监督，尤其是对执政党的监督，能够更好地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使执政党随时听到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及时改正工作中的错误。通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还有利于防止或遏制执政党内出现腐败现象。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的检查，使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监督工作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自身建设。

　　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西方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政党制度，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我们如果盲目照抄照搬，必然带来无穷后患。

　　比如，有人认为，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民主，能更好地反映民意。这个说法是牵强的。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的政治工具，他们所关心的是各自所代表的利益，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美国来看，共和党的背后，主要有军工、石油、制造等“传统商业”的支持；民主党的背后，则主要有金融、电信、传媒等“新兴商业”的支持。所以美国学者伦德·伯格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选举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看非常热闹、非常民主，实质上无论谁在台上，实行的政策大同小异，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近年来，西方民众选举热情淡漠，投票率连年下降，就是因为人们逐渐看到了这种“民主游戏”的实质。西方国家虽然实行多党制，但对可能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是严格限制的。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产党管制法》，后又通过了《麦卡锡法》和《蒙特法》，对共产党的发展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规定。

　　比如，有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就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从根本上讲，多党制反映了不同利益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搞垮对方，自己上台执政。因此在权力争夺中，往往不择手段，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动荡、内耗丛生。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其结果必然是人为地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政党频繁选举、政府频繁更迭，带来的是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受影响，这种民主只能是一种“泡沫民主”，对国家和人民是极其有害的。

　　还比如，有人提出，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更有利于防止腐败。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事实上，多党竞选本身就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据统计，2000年美国大选所花费的金钱高达30亿美元，2004年美国大选的费用接近40亿美元，2008年更是高达53亿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的资金支持，各党派怎能参与多党竞选的权力角逐呢？所以，竞选的优胜者为回报那些重量级的政治捐款人，当选后就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西方有些媒体把这种现象称为用金钱“购买权力”，是一种“贿选制度”，“民主”往往被卖给了出价高的人，广大人民的民主实际上被排斥在金钱势力之外。由此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的真正奥秘是金钱政治，金钱主宰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

　　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多党制，通过各种方式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后，更是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非洲许多部落众多的国家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苏联解体后，一下子成立了几百个政党，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社会冲突不断，经济社会发展误入歧途。事实告诉我们，盲目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其结果必然动摇国家的政治根基，引起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才能更广泛更牢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历史和现实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适用的政治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模式，绝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特定的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相符合，也同我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等基本国情相适应，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但也必须看到，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不相适应、需要完善的方面。比如，如何建立健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机制？如何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民主监督方面的作用？怎样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拓展政治协商的范围和领域？如何进一步创新政协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加以改进。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在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中得到加强，确保多党合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必须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各参政党作用。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自身优势和重要作用，广泛联系各界群众，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拓宽民主监督渠道，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的重要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不断探索多党合作的新方式新机制。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推进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同舟共济创伟业，薪火相传向未来。只要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促进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就一定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所有制改革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争议、分歧都同深化所有制改革有关。一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私有化，鼓吹私有化是“人间正道”；还有人说，中国改革方向错了，主要是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减少了，国有经济削弱了，主张回到以前的经济体制。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实际，都是错误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这是促进我国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体制基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什么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什么。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了不懈探索，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两点：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提供强大物质基础，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如何理解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关键是要有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租赁、承包等都可以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为什么还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呢？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过分强调单一公有制结构，排斥、限制非公有制经济，不符合我国国情实际，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和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转变，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反映了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法则。要看到，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就业问题以及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问题，光靠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是难以做到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调整和优化所有制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更加具有活力，同时也可以为公有制发展提供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引进吸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等。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绝不是权宜之计，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

　　有人简单地认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彼此对立、不可调和的。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可缺少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而且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变化。有人担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动摇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

　　实际上，这些年来，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不仅没有削弱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实力，而且使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幅提高，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197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0.72万亿元,而到2007年，达到35.5万亿元；在石油石化、航空航天、电力、电信、交通运输、国防工业、重要资源开发、重大装备制造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一大批极富活力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脱颖而出。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世界500强中，我国内地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占了26家，其中不乏处于完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如中远、中国五矿、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可以说，我国能够拥有今天这样比较雄厚的综合国力和重要的国际地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稳步发展，都是同公有制经济发挥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

　　那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又如何呢？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成长为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国进民也进”、“国强民也富”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有很大提高。30多年来，我国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可以说，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使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轨道。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还略高。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由于搞活了经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也更加丰富了，大家心目中的“三大件”早已不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也不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现在已是住房、汽车、电脑等；又如，由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人们的就业方式也多样化了，国有企业的“铁饭碗”不再是人们唯一的追求，私企、外企、“自主创业”、“个人择业”等成了许多新一代年轻人的选择；又如，个人财产性收入增多，投资理财成为热门话题，国债、基金、股票、期货、外汇、黄金等成为很多人的投资手段。

　　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于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主张搞私有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一股思潮。有人认为“人是自私的”，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自私的个体，即所谓理性的“经济人”，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有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实行私有化，发展中国家要想富强也必须走这条路。

　　私有化就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吗？

　　目前，世界上实行私有化的国家和地区有近200个，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极小部分。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私有化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经济发展，更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前些年，西方一些人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大肆推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俄罗斯搞所谓500天计划，以“休克疗法”搞私有化运动，瓦解了俄罗斯原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了金融寡头的出现，结果是经济急剧倒退，国家实力大大削弱，财富集聚在极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悬殊，贫困率、失业率迅速上升，卢布大幅度贬值，社会出现大动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在乌克兰，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了60%。阿根廷在西方支持下进行“经济私有化”改革，结果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国家负债1300多亿美元，社会分化，人民贫困，贫困率由私有化前的7.7%猛增至30%,失业率超过了20%。私有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遍地黄金，而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乱。

　　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搞私有化经济改革相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些人开出的私有化药方，结果又将会怎样呢？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人民势必会基本上或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势必出现贫富悬殊，导致少数人拥有大量资本和地产，而多数人陷于赤贫，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主义制度难以继续存在。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