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理念引领教育新时代
原教育部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成员山东潍坊行记
当中国教育改革行进多年后，实施素质教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被写进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如何实施素质教育？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老话题。
2001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至立说，更新观念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先导。响应这一理念，教育部组织了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10位来自一线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从北到南行程两万余里，讲述他们实施素质教育的新观念、新做法。这是一次素质教育成果太巡展，带来的思想碰撞至今回声隐隐。
5年后的今天，我们想知道，他们的观念有哪些新突破，他们在实践中有哪些新发展？有赖山东省潍坊市的大力支持，本刊经过精心策划，邀请原教育部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成员相聚潍坊。
这次相聚的成员有：北京大学附中副校长张思明、黑龙江哈尔滨南马路小学校长赵翠娟、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北京大学附中广州实验学校校长雷丽霞、清华大学附小副校长窦桂梅、重庆巴蜀小学校长廖文胜、山西通宝育杰学校校长詹文龄、宁夏银川唐徕回民中学教师喻有朝、山东潍坊教育局长李希贵。
这是一次期待中的聚会，也是一次期待中的思想盛筵。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记者全程记录下这次难忘的活动，奉献给致力于素质教育探索的广大教育工作者。
张思明：把教育和科研看作有趣味的生活
“一个没有世界眼光的人，不可能攀登事业发展的制高点；一个没有历史眼光的人，不可能有勇气告别昨天、走向明天。一个人的视野有多开阔，他的想象力、他的空间就有多大；一个人的目标有多高，他的潜能就发挥得多充分。”
平日里，张思明喜欢用数学教师的视角来思考，用“数学思想”思考学科教育、学生创造力培养、学校德育教师专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这几乎已成为他的“职业习惯”。
与5年前相比，站在演讲台上的张思明变化不大，依然充满活力。他的年轻来自于他那一颗充满童趣、好奇和热爱的心。
5年前，张思明谈数学创新实践，以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做法让人领略到数学的奇妙和有趣。他把数学带进生活：多速自行车的速度数是怎么确定的？路口信号灯的时间比是多少才合适？一笔款子怎么存可以得到较多利息？可以想见，跟这样一位“另类老师”学习这样的“另类数学”，学生该多么带劲儿，课堂里该有多少笑声！
5年后，张思明依旧像个顽皮的大孩子，兴致勃勃地和学生一起“玩数学”：用普通的计算器，怎么摁出1/7、l/13、l/17、1/23的完整循环节？一条纸带，怎么就能折出碳60的分子模型？’学生们也在“玩”中有了新的发现和创造，他们发现，“根据影子长度测量金字塔高”的史料是有问题的；利用数学知识，他们改良了新教学楼的排风扇，为学校保安设计了科学的巡逻方案。
怎样让这些数学实践不仅局限在北大附中，也能在更多学校乃至基础薄弱校开展？这是张思明近几的主要工作。参与国家数学新课标制定、编写新教材，为他提供一个更大的实验平台。一本新出版的《数学课题学习的实践与探索》，凝结着他全部的研究心血，他也因此获得了第二个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对学科的多年浸濡，为张思明打开了理解教育之门：“一开始，我只是一个数学教师。最后我发现，数学仅仅是工具。”今天的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人”的培养：“教育应使人更成为‘人’，把学生当成活生生的生命体。而不是把知识教育从理论层次降低到‘术’的演练层次，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实际上成了掌握解题术、应试术的过程。”
2004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举办张思明教育思想研讨会。这是海淀区第一次为一位教师举行研讨会。张思明以《用心做教育》为题，梳理了自己从高中毕业留校，一步步成长为特级教师的经历。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尊重”与“感激”。
“用心做教育！”平淡的5个字中，蕴含的是对职业的热爱与尊重。张思明这样寄语教师：“教师必须专业化才能得到社会尊重，要有专业精神，而不仅仅做知识的‘复印机’。”
赵翠娟：教师和学校是共同成长的整体
“学习型组织不是秘方，也不是仙丹，不能指望今天刚吃药，明天就能健步如飞。因为学习型组织不是‘兴奋剂’，而是‘太极拳’，需要天长日久不间断，方能固本强身。”
2001年，当赵翠娟提出构建学习化校园时，尽管她在南马路小学已经有了7年实践，人们仍对“学习型学校”这个名词感到新鲜。
如今，当终身学习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学习化”一词几近泛滥之时，赵翠娟和南马路小学的教师们并没有另辟蹊径。“要真正使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基础教育、与基层学校的工作结合起来，仅仅照搬书本理论是不可行的，弥合理论与实际工作之间的鸿沟，只能靠一线教育工作者不懈地探索。”赵翠娟的话，平静中透着自信。
教育，原本不需要跟风逐潮。不需要不断地花样翻新，而是需耍一种可贵的坚持。正如南马路小学墙壁上的一句格言：“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精就是不平凡。”
1994年，当赵翠娟带领老师们开始读书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学习型组织。自身的成长经历使她坚信读书的力量：“如果我能当10年校长，我要拿出5年时间让大家读书，要让5年后我这儿的老师都懂教育。”随后，他们才从“舶来”的管理学著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这时候才知道，敢情我们做的就是学习型组织这些事儿。”
如果说，此前的实践使“学习”在校园里扎了根。那么近几年，赵翠娟所做的，就是让“学习”这棵小树一天天地枝繁叶茂。
以前，赵翠娟明显感觉到，每次她有事外出，学校里的学习劲头就有所降低。她就像个加油站，一旦加不上油，学校这部车就得减速。这绝不是她理想中的“团队学习”！面对问题，赵翠娟对“组织”一词有了更深的思考：“组织应该是由一个个节点连缀而成的网络结构，组织建设必须从以往的原点发力转变为诸多节点的共同发力。”
于是，在学校的引导下，“三阳社”、“四海方舟”、“新枝新叶”、“鹅毛雪”、“五连环”等一个个教师社团应运而生。每个社团都是由面临相同问题或困惑的老师组成，他们目标一致，共同读书，共同解决问题。杜团之间的协作与竞争，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三阳社”研究调动学生写作热情的分层激励法，“四海方舟”考虑如何让世界名曲走进学生的生活，“新枝新叶”对学生背诵的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随即，“请来认识我”、“汉字早上好”、“我对天空说”等许多充满创造灵性和生命色彩的教育形式纷纷诞生。
在团队中，老师们找到了归属感，每天都在做“大一号”的自己。一位青年教师兴奋地说：“我从来没感到自己原来这么有水平！”
“组织维度”、“形式思维”、“话题管理”，赵翠娟和她的教师们用实践丰富着学习型学校的制度内涵，既成就了学校，也成就了他们自己。
唐盛昌：站在国际化视野下审视中国教育
“作为校长，他需要有好的理念，但只讲理念是不够的，校长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者，他更需要刨造好的载体。理念如果没有真正好的载体来支撑，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制作保证，这个理念就是空的。”
作为上海中学校长。“麾下”有来自53个国家的一千七百多名国际学生，唐盛昌有资格也有理由来探讨“国际化”这样前瞻性的命题。
2002年，唐盛昌年届60，校长任期已满。然而，校内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几乎所有教职工都不希望他离开。同时，督导部门对他的工作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唐盛昌因此被破格批准留任。
从主观上说，唐盛昌愿意留任，在他心里还有好几件大事要完成。首当其冲的就是调整课程结构，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学校国际部自成立以来，一直沿用欧美国家的课程设置。如今，按照相同的考核标准，学校学生的成绩优于欧美国家的学生。
但是，唐盛昌不是要照搬西方，他希望借鉴国际主流教育，打造我们自己的课程平台。如今，学校国际部有55个行政班，但由于实行了走班制授课，全校最后形成710个教学班。也就是说，一个行政班在上课时实际上分成十四五个教学班。“以学生发展为本，必须有高选择性的课程作支撑。”唐盛昌把课程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抓手。
以学生发展为本，这不算什么新理念，大凡校长都知道，但唐盛昌却努力把它在实践中做到极致。在提高课程选择性的同时，他进一步规范了学校的课程教材体系：“这几年里我们新增了许多课程，现在一共有136本学校教材。教师要开课，必须有配套教材，有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学校注重实践性与体验性，先后开设了CPS课程(创造•实践•服务)、双“I”课程(交往•自省)、“领导与组织”课程……
与高标准的课程建设相适应，数字技术应用与教师专业发展也有了质的飞跃：学校47％的课程建构在信息技术平台上，已有一百多位教师能胜任双语教学。
唐盛昌就是以一件件实事，朝着国际主流教育的标准迈进。他很务实，从不奢谈看似高妙实则空洞的理念。而他也很超脱，因为站在国际化的制高点上，很多难事总能举重若轻。
“我们从不在节假日补课，也不让学生开夜车，但我们并不担心高考。”唐盛昌习惯拿数据说话，“我们每年有60％的学生进入清华、北大、复旦和交大。这说明，按照素质教育的模式，我们的教学质量是有保证的。”
听到这样的数据，台下有人鼓起了掌。唐盛昌却不为所动：“如果只满足于高考成绩，而不考虑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这样的成绩又算什么呢？基础教育，要为我们民族的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雷丽霞：做勇敢应对挑战的职业校长
“要办好一所学校，最关键的因素有两点，一是要回归教育本质，真正发挥学校的功能去培养‘人’；二是要真正促进教师的发展，其核心是专业发展。而校长的重要职能，就是要对自己的团队和每一个成员，进行有效的引领和有价值的服务。”
前几年，教育界曾热烈讨论过“校长职业化”这个话题。而今天的雷丽霞，称得上是一位职业校长。
2002年6月，在北京181中学当了十年公办学校校长的雷丽霞决定南下广州，接受民办学校的聘任。作出决定前，她花了一周时间考虑。反复地问了自己无数个“为什么”，最终答案只有一个：“面对挑战，我不想放弃！”十年薄弱校改造的经验给了她自信和勇气，于是随着人事关系被放进人才交流中心，她一下子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初到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雷丽霞明显感觉到了不一样。在181中学，教师们根据学生中常见的问题，总结出了80个“怎么办”，但这一套拿到广州不灵了。比如，老师教寄宿生叠被子，学生吃惊地说，学这个有什么用？我们家花500元请个保姆，生活小事全包了。还有的老师向学生推荐学习资料，学生却振振有词地说，你应该买给我们，我们成绩好，你才能多拿奖励。
这一切都提醒雷丽霞，她的角色也和从前不同了。于是，她开始学习广州的文化，研究家长需求，了解市场经济……
引导教师专业发展是雷丽霞最主要的工作。她身体力行，从细节人手。一开始，她坚持每天从《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摘出两条，放在校园网上，和教师们一起在网上分享阅读体验。这样一学期下来，教师们就把这本书通读了两遍。
参加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使雷丽霞深感受益。这几年来，她先后邀请了张思明、窦桂梅、李希贵等来学校作报告，让教师们跟名家对话，用榜样来激励和引领。不仅如此，受这种形式的启发，她也组建了学校报告团，以此作为教师培训的一项特殊形式。
在一个更大、更自由的平台上，雷丽霞找到了更大的价值追求和成功体验。目前，由她管理的另一所异地学校正在紧张筹建中。她笑着说：“我现在当校长上瘾了，这其中当然有辛苦，但我很快乐。”
窦桂梅：超越自己。寻找教师的专业尊严
“教育的真谛在于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将文化积淀为人格。倘若我们的教育仅以可以量化的效率为主要目标，而缺乏对思想和情感完整性的追求，缺乏对精神与文化的敬畏，那将成为没有灵魂的教育。”
窦桂梅变了，除了在语文教学思想上，她又提出了更具冲击力的新理念外，在她身上还有一些看似细小却更具深意的改变。
是“三个超越”让我们认识了那个充满生命激情与改革锐气的窦桂梅。“三个超越”甫一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甚至不乏争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窦桂梅对自己多了一些理性的审视。她发现，自己所进行的知识积累，虽然如目不暇接的满汉全席，但却都是孤立存在的知识片段，其结果是学得快、忘得也快。“我很想作一个调查，那些跟了我6年的学生，他们背过的三百多首诗词，到现在还记得多少，有多少在他们的思想中‘发酵’？”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积累固然重要，但更多要靠点化。窦桂梅一边反思，一边大量阅读，逐渐形成了对“主题教学”的初步认识。
借助于“主题”，窦桂梅努力挖掘教材中最能打动学生心灵的“点”，并把它与学生的精神世界、现实生活、历史典故或风土人情联系起来。在教《圆明园的毁灭》时，她和学生
一起思考“毁灭”；在教《秋天的怀念》时，他们一起讨论“好好儿活”；在《晏子使楚》中，他们读出了“尊重”。
从“三个超越”到“主题教学”，窦桂梅完成了又一次对自己的超越：“‘主题教学’并不完美，只是我在对‘三个超越’的反思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步不是终点。”同样的，“主题教学”也引来许多不同的声音，但窦桂梅却平和了许多：“现在听到批评，我不会像过去那么难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者‘道不同不相为谋’。”
她带着老师们一起读书、交流、研究，她坚信，教师的尊严来自于专业功底、人文素养和教育理念。
但如今的窦桂梅却少了一些张扬，多了一些内敛：“过去我总追求完满，现在我想，也许留一点余地会更好。我希望当人们把我的模样、声音都忘了的时候，还能记得我说的话和我的思想。”
廖文胜：回归根源，激活梦想
“我们的教育不是缺少点子，而是缺少把每件事做到位的精致；我们的教育不是缺少行动，而是缺少对每次行动的价值归一。只有在有境界的生活中，教育才能‘虚壹而静’；只有思想的突破，教育才能实现真正跨越。”
今年年初，廖文胜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书稿。这既是他多年教育实践的系统梳理，也是他无数个通宵达旦奋笔疾书的心血。然而就在出版前夕，他毅然决定全部推翻重写。
这无疑是相当痛苦的决定：“因为我发现，书中多的是案例，少的是思想和理念。”
这更是一次痛苦的自我否定，同时意味着一个更加艰难的求索的开始。在廖文胜看来，如果思想观念理不清的话，就会造成行为层面的混乱。于是，他静下心来，认真研读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教育史。
而不谈学校积淀丰厚的创新实践，而是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很玄虚的命题：“经过16年创造教育实践，经过不断的思索，我发现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激活’。”从传统文化中，廖文胜发现了“激活”这一重要价值观，虽然他还需要更系统地思考，但他坚信：“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智慧需要后天的激活。”
循着这样一条思想线索，廖文胜探寻到了教育的“根源”：“教育的源头是生活，必须回归真实的生活。教育的根是生命，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一位小学校长，这样执著地“寻根探源”，未免太过抽象。但这样“形而上”的思考，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形而下”的教育行为。
在巴蜀小学，廖文胜要求教师们要“读好书”、“交高人”。学校每年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一次“教育互动论坛”，教师们在与课程专家、特级教师的对话中不断地反思、提升，也真正体验到“小学不小”。
而廖文胜更希望，置身繁华都市的教师要放眼世界，关注更广阔的生活。他组织教师到海拔四千多米的乡村学校去支教。回来的时候，那里的孩子特意跑很远的路，到镇子上买了水果糖送给老师们。看着孩子们满脸的汗水和手中的水果糖，老师们都哭了。
在巴蜀小学这个小天地里，廖文胜在努力思考着教育的大问题，创造着更为大气的教育。
詹文龄：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教育的成功
“从教育的角度看，幼儿园、小学的孩子仍处于生命的‘胚胎期’，十分细微的小事都可能对他们的成长发生很大作用，不能有任何细节上的忽略。孩子身边无小事，事事育人； 孩子身边无闲人，人人育人。”
和很多优秀教育工作者一样，詹文龄身上有一股孩子般的天真。
近年来，“尊重生命”是詹文龄着重强调的理念。5年前她在报告团里提出的“对孩子的一生负责”，如今已成为共识。可是，究竟怎样来“负责”？在詹文龄看来，尊重生命是一个重要前提，而尊重，不仅是姿态上的接近，还要努力变成孩子。
有个男生严重违反校纪，却拒绝在大会上作检讨。詹文龄找到他，亲切地问：“我听说了你的事，这件事你们班同学都知道吗?”男生说：“何止啊，全年级都知道了。”“哦，那挺严重的，你自己怎么想的？”詹文龄问。校长的态度让他敞开了心扉，他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哎呀，你的这些想法很好，真应该跟同学们说说，否则大家都误会你。”“真的吗，可是校长，我怎么跟大家说呢?”“不是让你在大会上说说吗，可你拒绝了呀。”听校长这么说，男生急了，赶紧去找年级主任，央求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最后，在大会上，男生深刻的“检讨”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老师们都佩服校长有方法，其实，在方法背后体现的是对学生的尊重和理解。“要知道孩子想什么，让孩子像‘孩子’。”詹文龄经常这么说。
在建校之初，詹文龄就提出一句响亮的校训：“做有中国灵魂、有世界眼光的人!”她把这句话高高写在学校主楼的上方。
而考察詹文龄的教育行为，你会发现，这些年来她做得更多的都是小事。她教育学生要珍惜一截铅笔、一块橡皮，要懂得关心贫困山区的孩子，要写好每一个字……
“孩子身边无小事，事事育人。”这句话里包含着詹文龄难忘的经历。有一年，她带学生出国。在一家商店里，很多人在排队购物，学生们却使劲儿往前挤。旁边的人不无鄙夷地说：“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那一刻，詹文龄脸红了，她由此明白了教育中更重要的东西。
而让詹文龄深感自豪的是，这些年来，学校先后有数百名学生走出国门，用实际行动为母校、为中国赢得了尊重。
喻有朝：做更新教育观念的“播种机”
“ 我们不能培养一批仅仅会读死书、死读书、只会做题的‘机器’；而是需要教师在生活中去引导、去发扬。实际上，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有许多闪光点，需要我们教师去挖掘。教育的真谛在于保护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使之不被泯灭。”
5年前在报告团里，喻有朝还是初出茅庐的“小字辈“。按他自己风趣的说法，他年龄最小、教龄最短、职称最低、级别最低。正因此，在这个优秀群体里，他时刻注意学习。一个月下来，他有了丰厚的收获。“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一趟学到这么多，今后该怎么办?”他迫切有一种想变革的欲望。
回首成长，喻有朝用“脱胎换骨”形容自己的变化。如今已是学校中层领导的他。既努力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周围。几年来，喻有朝在西部作了好多场更新教育观念的报告。
当年，从上海中学唐盛昌校长那里，喻有朝了解到研究性学习的最新信息。回校后，在领导支持下，喻有朝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教师，边学习，边探索。他们带着学生去考察西夏王陵、参观青铜峡水电站、研究纳家户清真寺……如今，唐徕回民中学的研究性学习已成为一大特色，走在银川市的前列。
而与此同时，喻有朝也在自己的教育中，更新着对教育的认识：“教育的真谛绝不仅仅是把学生送进大学校门。学生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需要我们去用激情和智慧点燃的火把。”
有一天，一个学生来找他：“喻老师，我想办一本杂志。”喻有朝一愣，好半天才明白，这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发现大多数校报都是满足学校需要的，因此他想办一本属于学生自己的杂志。可家长反对，搪塞说让他找喻老师，希望喻有朝打消他的怪念头。没想到，喻有朝听了却很激动：“你马上去办。不管成功与否，它都是你人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有了老师的支持，学生特别投入。假期里，他组织一帮同学，自己创作、编辑、设计、印刷。开学时，他们把一本风格独特的杂志捧到喻有朝面前。杂志印了500册，很快被抢购一空。
在教育教学中，喻有朝正以新的教育理念影响着他的学生。1990年，喻有朝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回到银川。16年来，很多同来的老师都纷纷“东南飞”。对此，喻有朝不苛责，也不羡慕：“我很清楚，东部并不缺少像我这样的老师，但大西北太需要有人坚守。”
李希贵：教育跨越依靠有效管理和得力领导
“在日常管理中，我们几乎忘了自己是领导，没想到作为领导最重要的是培养追随者。一个管理者可以用制度、规章，督导，检查来约束部下，但作为领导者，必须靠日标、愿景和激励，使 每一个下属有内在的动力、有内在日标和愿景。”
从班主任、教导主任到校长、教育局长，李希贵始终是一个教育者，但很多时候，他却能跳出教育，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下俯视教育。
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得益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李希贵高中毕业后曾在建筑社当会计，他自言是那一段经历使他学会了数学思维，有了成本核算意识。他还有许
多企业界的朋友，经常帮他出主意，也促使他读了许多管理学和经济学书籍。松下幸之助、德鲁克等管理大师的智慧，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教育管理。
从5年前李希贵的报告中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研究方法、管理理念和他的机制建设，都源于企业管理的启示。而这些年来，科学管理理念与资源配置意识，已逐渐渗透到李希贵工作的方方面面。
注重调查分析，是李希贵工作的鲜明特点。最近他走了6所学校，一项主要调查就是办公会。他收集到这样两组数据：每个学校一学期开13至20次办公会，而约78％的会议内容是汇报工作或布置任务。“这说明学校还未形成常规运行的有效机制，各个层级还没有充分的责权，同时决策层的关注重点出现了错误。”李希贵总能在习以为常的工作中，独具慧眼地找到新鲜问题：“要知道，学校的关注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学校的产品，即课程；一个是学校的消费者，即学生。我们的会议要研究它应该研究的问题。”
的确，李希贵就像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不断地打破惯性思维，启发大家创新工作方式。解决学校安全隐患是大问题，但几年来，李希贵没开过一个全市性的安全工作会议。在他看来，安全隐患不是靠在会议室里查找的。从2004年开始，他们请媒体记者走进校园，帮助查找安全隐患，然后由教育部门“购买”安全隐患；又组织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帮助查找家乡学校的安全隐患。
潍坊教育正以前瞻性的改革走向全国，教育已成为一块展示潍坊形象的重要品牌。在这一份成就中，李希贵的一条改革思路异常清晰：“一是‘人’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我们努力使每个人找到适合发展的空间和平台；二是围绕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做文章，下放权力，使学校有更大发展空间。”
这是被思想、被智慧、被激情充实的一天，甚至因为太多精神养分被浓缩在这短暂的一天里，让人稍微有些遗憾。台下，潍坊上千位教师认真地倾听着，感动并鼓舞着。报告厅里秩序井然、掌声不断。
“5年前，报告团专家的到来，为潍坊教育发展增添了无限活力。”潍坊市副市长王冰芬在会上感言，“如今各位专家的境界更高了，思考更深了，实践得更多了，这必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大促进。”
作为原教育部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专家组组长，《人民教育》总编辑傅国亮把这次活动称为“一次分享思想的精神之旅”。他高度评价了报告会的价值：“正像《人民教育》要努力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一样，这一次报告会除了给我们提供新的教育理念以外，也将改变人们的教育教学方式。”
(责任编辑任小艾)
